安徽省上半年煤炭库存超常

这是对法官独立判断的职业保障，也是对司法权威的尊重。

关于法律依据宪法制定，适用法律就是间接适用宪法的认识，经不起仔细推敲。或许会有人提出质疑，依宪释法只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即依宪解释的应用活动，怎么是一种宪法适用的方式、宪法实施的方式呢？更何况，如前面所述的，按照传统观点，宪法适用是指由法院负责违宪审查，故目前在中国不存在。

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明确规定：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换句话说，就在法律适用时直接依照宪法来确定所要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款的含义而言，依宪释法就是一种宪法的直接适用，但就其所涉及的某一起具体案件的最终处理依据来说，相对于法律适用和宪法适用的传统含义，依宪释法则是一种宪法的间接适用。在此，之所以未使用合宪性解释等概念，而主张使用依宪解释的概念，主要是因为有许多学者把在违宪审查中那种若法律不明显违宪则解释为合宪的合宪推定原则也叫做 合宪性解释，导致合宪性解释概念至少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在违宪审查中将不明显违宪的法律，解释为合宪。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人们都觉得我国宪法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没有多少用。[10] 固然，德、日等国的宪法基本权利在私法中间接适用说与这些国家坚持公私法泾渭分明的传统密切相关，但在不将宪法作为案件处理的直接适用依据这一点上，依宪释法与它们是相同的，都是强调案件直接适用的仍是普通法律，宪法只是通过作为解释普通法律的依据之方式而间接适用于案件中。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依宪解释这一法律解释方法，学者们一般称之为合宪性解释或者合宪解释，也有学者称之为合宪法律解释或者符合宪法的法律解释。宪法的全面贯彻实施，还需要全社会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此种决定虽然也创设新的权利和义务，但通常与其他法律存在一定关联。

以或替代分别，便将解释法律的情形扩充至对法律作补充规定。如果补充性决定遵循了修改性决定的程序，也可被视作可适用的法规范。[21]当然，目前尚不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并撤销违宪法律的制度安排，《立法法》、《监督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所确立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机制也不及于对法律的备案审查。张明楷教授即指出，人们对立法解释的需求源于自身解释能力的局限，担忧自身的解释可能因超出了刑法用语而沦为类推解释，此时要求立法机关予以解释，实际上是期待将类推解释合法化，而这将对罪刑法定原则构成挑战。

补充性决定在刑法领域最为常见。当然，宪法秩序的变动并不意味着既有法规范体系的全面崩溃，从比较法角度观察，一些国家的宪法也对已有的法规范是否继续有效加以明示[32]，但对于既存的这些决定，八二宪法并未明确其地位，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立即全盘废止或制定法律予以替代，毕竟彼时对立法的需求仍然大于废法。

有时法院会将某一抽象法命题决定直接认定为法律。四、追问：抽象法命题决定何以呈现法相？ 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全部抽象法命题决定都视作某种法规范，甚至将其等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从规范角度观察，定然不妥。这样一来，在秉持积极慎重的立法理念的基础上有步骤地立法，有时便被立法工作者理解为作出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此即首先认定对决定执行情况的检查属于对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再将法律的执行情况和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区分。

然而无论在立法抑或司法实践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抽象法命题决定皆呈现着某种法规范的面相。此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前作出的决定如果不能被归入法律、对法律的补充修改、对法律的解释或对条约的批准，便不能相容于八二宪法的授权框架。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宪法渊源，参见：陈鹏.刑法有利溯及之例外条款的合宪性限定解释——基于牛玉强案的思考[J].法学家，2012(4). [19]该款规定：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程序，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总体而言，由于五四宪法和七八宪法并未确保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能力满足转型社会对立法的需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得不模糊化地处理其已被授予的职权与未被授予的法律制定权之间的界分，继而依靠各种法外决定塑造转型中国的法秩序。

   摘要: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分决定带有抽象法命题的意味，从而与立法有所通联。由于抽象法命题决定与立法活动存在一定通联性，于是便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抽象法命题决定的性质不明。

但在八二宪法下，这两次批准性决定的依据何在，是否仍具有可适用性，法院亦未探讨。或许应当承认，过分苛责历史并不是科学的态度，积极应对才是面对过往时所应秉持的立场。

在其他部门法领域也存在类似的补充性决定。要求当事人就此举证也不可行，当事人在立法程序问题上通常不具备比司法机关更高超的调查能力，因而司法机关仍然不得不推定某决定具备规范层面的可适用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2013)授权国务院将若干法律当中规定的行政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彭真在担任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即言： 法律的制定只能随着实践经验的成熟逐步走向完备，不能匆忙，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主观片面地贪多求全，……我们要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可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立法工作，做到既积极又慎重，以保持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后者虽然采用了法发的文号[16]，而非当前司法解释所使用的法释文号，但彼时的司法解释本身皆未采取法释文号[17]。

但是，具有代议机关性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却并不仅仅是立法机关，而是被宪法赋予了复合的权力，从而在理论上形成了立法权与决定权、人事权、监督权并立的职权格局。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单位判处逃汇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某一决定时遵循了《立法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所规定的立法程序，则司法机关可以将其视为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并以适用法律的方式予以适用。[34] (4)司法条件的局限 要求司法机关放弃适用那些因程序上存在瑕疵而导致实定法依据不足的抽象法命题决定，在当前看来的确是过度的期待。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2011)第5条授权公安部门冻结恐怖组织及恐怖人员的资金和资产，同时为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设定了冻结和报告义务。它们分别是《科学技术进步法》、《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注册会计师法》、《红十字会法》、《教师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

为了避免与立法、法律等概念混淆，本文直接称之为抽象法命题决定。《立法法》实施之前的补充性决定也可被纳入广义或最广义的法律解释的范畴，从而也具有可适用性。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17}304这或许也能够解释为何全国人大常委会时常以抽象法命题决定代替立法。

第一种理解是某些决定是立法，但不是法律。[27]一个佐证是，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便以上述三个条例为对象，可见将条例视作法律也并无不可。

据H先生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时根据议案的提出主体确定究竟制定法律抑或作出决定、决议。首先，就制定主体而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鉴于五四、七五和七八宪法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具有国家立法权，而只能制定法令、解释法律，因而八二宪法实施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决议均不能被视作法律{2}。

既然已有的决定和决议没有失效，并且作出各种决定和决议对于填补转型社会的法秩序空白仍然具有积极意义，追问各类决定和决议的宪法基础以及司法适用的可能性在当时看来似乎便有些不合时宜了。另一种则是将修改性决定与补充性决定、解释性决定混编，如前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3条便修改了《刑法》第190条关于逃汇罪的规定[5]。

第三，《立法法》实施之后的补充性决定虽不可被认作法律解释，但鉴于《宪法》第67条第(3)项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可以说补充性决定与修改性决定具有规范上的亲缘性。……对有些职权既可以划分在决定权中，也可以划分在四权的其他三权的某一权中。而七八宪法延续五四、七五宪法未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制定权的做法也再次不适应现实需求，此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采取应对方式包括突破宪法的规定制定法律[29]、自行制定具有法规范属性的决定[30]、就国务院等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作出批准性决定[31]，其中后两种应对方式也是五四宪法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所经常采取的措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的修改呈现为两种决定形式，一种是专门作出修改法律的决定，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等等。

(阚珂.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决定权的几个问题[C]//刘政，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讲话(增订本)，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5:190.) [2]蔡定剑教授认为，决定具有实体规定性和行为规范性，决议则不具备这样的特征，而只是对已有文件或事件的表态或宣告。遇到紧急关头，别人打进来了，常务委员会就可以决定问题，无需等着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唯有立法者成为守法的典范，良法之治方能成为可期许的目标。即是说，此类文件在性质上的确属于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应决定也的确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视作法律。

有论者指出，这里使用分别二字便表明，凡属于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的，由常委会进行解释，凡属于需要做补充规定的，由常委会用法令加以规定{3}。(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42.) [26]如《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1954)、《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1954)、《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1955)等。